我們終究得學會，如何用一句「再見」，取代掉千言萬句的我愛你。
趙婷執導的《游牧人生》敘述的是芬恩（法蘭西絲麥朵曼 飾演）從有到無的浪跡旅程，中年婦女喪偶又失去工作， 突然一無所有，已經沒有了制式化的工作，該怎麼填補日子？原來人生是從放棄的那一刻，才真正開始的，芬恩原本以為循規蹈矩的生活，才開始要有了改變。
這是《游牧人生》的迷人之處，從一開始的中年婦女頓失所依，芬恩從置物櫃裡拿出自己的生活用品，盡數放置車上，抱著亡夫的工作服哭泣，都說人老了，不知不覺就連下半場都進行大半，突然忘了把靈魂安置在哪裡，所謂的「找自己」是輕狂年少的權利，芬恩該如何去重新拾起自己的碎片？
而當你認為這是對於美國資本主義的批判時，趙婷又運用溫煦的鏡頭，陽光緩緩灑落在荒蕪寸草不生的黃土原上，每個人慵懶躺在自己的廂型車旁，交換從前的故事，他們是經濟主義的受害者，卻又拒絕被打倒，芬恩是其中之一，為了維持基本生計，過著一邊打工一邊旅行的生活，在艱苦的過程中，認識了許多過客，他們相互餵養孤獨，有時想要停下來了，卻又發現甘於這樣的漂泊，有男人愛上這樣真誠的她，想與她共度餘生，她的姊姊希望她停下腳步，回歸住家生活，每天睡同一個房間同一張床，見同樣的人，做同樣的事，然後安心走向結局。
芬恩始終拒絕。
為什麼？
電影沒有批判，畢竟透過攝影師喬書亞詹姆斯理查茲的鏡頭，我們就有了答案，芬恩每天早晨走出廂型車，緩步走過荒野，在廣袤的天地裡大口呼吸，伸展手臂彷彿就能推開天空與地面，有時風雨來了，芬恩躲在車裡面，透過窗戶試探外頭的雨水，感受到安靜寂寞的魅力，有時沐浴在金黃色的陽光下，很久了，也不需要任何動作，有時候站在海邊，嗅聞著鹹濕的風，輕拍上自己的臉，消亡與繁殖就在一瞬之間，世界會這樣下去，你所做的，就是置身其中。
芬恩有很多留下來的機會，像她所說的，我不是沒有家，我只是沒有房子，世界是她的家，探索即是一種流浪，於是所有的敘事到她身上，都沒有意義，光是一個苦笑或是點頭，芬恩就能獨立其外，為我們講述生而為人，在遭受百折千催之後，怎麼可能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有一個故事，沒有一個人能用好或壞來概括，只是活著，就是活著。
這裡沒有貧窮、邋遢或是遺棄，僅是電影的開頭，《游牧人生》很快就進入直接的敘事，我們也隨著芬恩的腳步，一樣在尋找家，走在路上，偶爾會有人相伴，沒人知道會到哪裡去，芬恩的背影終究有如具體化的詩句，沉浸進無邊無際的山巒與海岸。
家在哪裡呢？
《游牧人生》與我們共享這個問題，卻用悠緩的影像紀實，帶領我們見到不同的人，有嚮往自由的嬉皮，有戰後創傷的老兵，有罹癌多年且眷戀大自然的老婦，在篝火邊，我們相遇，用一兩句話簡化我們的自身，天一亮，說了再見，我們路上見。
告別與相遇，形成了同義詞，從這樣看來，「家」的意義則更有了流動性，我們在不斷的旅行漂泊中，從中提煉出屬於自己的隨遇而安，這與游牧文化相互輝映，我們如今就像水一樣，去迎接各種變化，自己移動自己的身體，像是搬家，體會到快樂與悲傷都是轉瞬即逝，而這也許是「宿命論」最為浪漫的解釋了吧。
《游牧人生》是對於生死、流離的一次視覺壯闊體驗，同樣是對於現今面臨全球動盪世代的一次回應，我們活得這麼迷亂與奔忙，每個人都不知下一步要去哪裡，於是我們有了家，裡面存放著我們所愛之人，《游牧人生》則在面臨此項命題時，跨越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情感界線，我們終究會成為自己寫下的一首詩，我們會一直在路上，遇到每個我們愛或恨的人，進入別人的回憶，有一天連回憶都會變得模糊，都偶遇的那一瞬間，總是如此美好，不是嗎？
就像芬恩再度遇到年輕的德瑞克，德瑞克想寫信獻給遠在家鄉的女友，芬恩回應自己婚禮上的誓言，那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第18首。
「我怎麼能夠把你來比作夏天？
你不獨比它可愛也比它溫婉：
狂風把五月寵愛的嫩蕊作踐，
夏天出賃的期限又未免太短：
天上的眼睛有時照得太酷烈，
它那炳耀的金顏又常遭掩蔽：
被機緣或無常的天道所摧折，
沒有芳豔不終於彫殘或銷毀。
但是你的長夏永遠不會彫落，
也不會損失你這皎潔的紅芳，
或死神誇口你在他影裡漂泊，
當你在不朽的詩裡與時同長。
只要一天有人類，或人有眼睛，
這詩將長存，並且賜給你生命。」
總會有人對你念最優美的詩。
我們路上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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